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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部头"到数字化平台 辞书App带来了什么

百度 WangYang(C,front),amemberof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PoliticalBureau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CentralCommitteeandchairmanoftheNationalCommitteeoftheChinesePeoplesPoliticalConsultativeConference(CPPCC),attendsaplenarymeetingoftheeighthmeetingof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13thCPPCCNationalCommitteeinBeijing,capitalofChina,,2019.(Xinhua/DingHaitao)BEIJING,(Xinhua)--Chinesepoliticaladvisorsputforwardsuggestionsforeducationdevelopmentataplenarymeetingofathree-daysessionofthecountry,amemberof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PoliticalBureau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entralCommitteeandchairmanoftheNationalCommitteeoftheChinesePeoplesPoliticalConsultativeConference(CPPCC),ducatioburdenaswellasasruraleducation,includingtrainingmoreruralteachersandenablingeducyopeneditseighthsessiontodiscusseducationdevelopment. 百度 她希望和每一位创新班的学子在广外这一广阔的舞台中勤勉学习,勇于接受挑战,成为最好的自己。 百度 钱小芊代表党组表示,要认真领会和落实中央指导组提出的要求,积极抓好整改,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推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工作,推动中国作协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推动作协事业的发展。 百度 拉林乡 百度 临黄集西街村委会 百度 连丰乡

2019-09-1706:49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从“大部头”到数字化平台辞书App带来了什么

  一位读者在对比《现代汉语词典》纸质版和App版。本报记者 杨震摄/光明图片

  李宇明 郭红松绘

  孙玉文 郭红松绘

  章宜华 郭红松绘

  余桂林 郭红松绘

  【智库答问】

  本期嘉宾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 李宇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孙玉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章宜华

  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主任 余桂林

  编者按

  近日,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推出App版本,厚重的“大部头”工具书变成了手机上的一个小应用,很快以其实用性、便捷性、创新性广受欢迎。互联网时代,权威辞书等传统工具书的“数字化转身”有何难点?将给使用者带来哪些便利?光明智库邀请专家为您解答。

  亮点速览

  ▲工具书App并不是将纸质内容简单移植到网络或电子设备上,而是增加了跟原有知识相关联的新内容以及同内容相匹配的新形式,需要配套的知识服务。

  ▲互联网是一个大数据库,但并不是一部合格的“大辞书”;它具有大数据的优越性,但同时也有“数据偏见”。代表人类大脑优势的、经过规范编纂的传统辞书内容是不可缺少的。

  ▲传统辞书要创新更要守正。紧跟时代发展,不断增强辞书科学性和实用性,要求编写者和修订者认真对待传统,善于在学术碰撞中察纳雅言。

  1.工具书数字化 是大势所趋

  光明智库:数字出版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查询越来越便利,传统工具书的境遇如何?还有哪些辞书像《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转向互联网应用?

  章宜华:当前传统工具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线阅读和移动终端阅读成为许多人的读书常态;网络新闻、网络小说成为很多人的兴趣所在。这种改变自然导致查阅习惯和方式的改变,大多数人不再去查阅纸质词典,而是选择更为便捷的网络检索,特别是大学生群体。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传统纸质词典的市场认可程度。

  李宇明:现代信息技术为传统工具书的编纂提供了新技术,为其出版提供了电子载体。这促使传统工具书的编纂、出版、再版、发行产生了革命性变化。面对这些变化,辞书界一直在积极适应。学界及时研究、介绍国际辞书界的信息化动向,探讨我国辞书信息化的发展路径。中国辞书学会2001年便成立了辞书编纂现代化技术专业委员会,着力推进传统辞书向融媒辞书方向发展。辞书业界也做出大量探索,新版《辞海》和《汉语大词典》已准备好了电子版。商务印书馆已推出并运行了《新华字典》App,最近又推出了《现代汉语词典》App。

  余桂林:如今,一些大部头查考型工具书的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但一些学习型、规范型工具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其纸质图书仍是广大学习者案头常备工具书,这些辞书一直都保持着比较高位的纸质书销量。为了让读者使用更便捷、扩大词典的学习功能,出版方近年来陆续推出词典的应用程序,纸质版和移动网络版并行,反响很好。例如近期发布的《现代汉语词典》App,就开发了很有特色的“智能词典助手”,提供快捷查询和学习功能,如词语辨析、近义反义词、词语/成语接龙、组词、部首、笔顺等拓展学习的板块。

  2.并非纸质内容简单移植,而是提供配套的知识服务

  光明智库:目前,权威的工具书应用软件还不是很多,是客观条件限制还是主观动力不足?在转向互联网应用时,传统辞书遇到哪些难点和瓶颈?

  余桂林:客观上,工具书应用程序并不仅仅是将纸质内容简单移植到网络或电子设备上,而是增加了跟原有知识相关联的新内容,以及与内容匹配的音频、视频、动画等新形式,需要配套的知识服务,形成一个大的资源库、知识库,这都不是短期内能建设出来的,需要投入相当长时间和大量开发费用。主观上,很多网友对在线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弱,习惯于享用免费的知识服务,导致传统出版单位缺乏动力开发在线工具书产品;加之不少内容需要新技术的支持,这些新技术多数都不是传统出版业所擅长的,使传统出版单位产生畏惧心理,不想也不敢投身其中。

  李宇明:传统工具书虽然也做了一些“上网”准备,但在实际营销中仍以纸质书为主,仿佛具有较大“惰性”。在我看来,形成这种“惰性”的原因有四点:纸媒辞书销量尚可,能够养活人。许多机构需要保有一定数量的工具书,面向基础教育的学生辞书仍是辞书商人的宠儿;传统辞书的编纂者不熟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出版者缺乏现代信息技术团队;网络辞书盈利的先例还不多,传统辞书人不敢轻易离开自己的主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章宜华:个人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很多人对网络辞书的重要性缺乏战略认识,对传统辞书的生存状态缺少忧患意识;同时,由于对网络辞书的深入研究不足,致使对适应融媒体时代的网络辞书在技术层面的结构框架、知识分布和组织形式等缺乏必要了解。事实上,传统辞书向网络辞书转型,并不是简单地把纸质文本转换成电子文本,现在有些出版社的词典App就停留在这种初级状况,这不是真正的网络辞书。

  在转型前,要弄明白传统辞书与网络辞书的主要不同:其一,文本性质不同。传统辞书是平面文本,网络或数字辞书是多媒体或多模态文本;其二,文本内容和知识结构不同。传统辞书主要是文字释义,图片是释义的附加信息。而在网络辞书中,音频和视频将是释义的重要形式,“视触觉”是其重要功能;其三,文本结构不同。传统辞书的知识项是在平面媒体上线性排列的,而网络辞书则是按数据库结构存储的——同一词条的信息项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并做特征标注;其四,辞书的规模和类型划分不同,传统辞书有较严格的类型划分和篇幅限制,而网络辞书没有规模制约,是规模化、综合化、系统化的辞书。

  孙玉文:开发传统工具书的应用软件,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权威工具书、该优先开发哪些权威工具书?尤其是今人所编的工具书,如何确定其权威性,需要费一番苦心,需要开发者有极强的洞察力和极高的道德水准,不能搞夹带,不能滥竽充数、以次充好。

  在我看来,科学性和实用性是传统辞书在转向互联网应用时需注重的难点。科学性,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辞书的固有内容,争取不走样,没有讹、脱、衍、倒,更不能改动传统辞书的原文;实用性,就是要借助数字化手段,便捷地发挥传统辞书多方面的检索功能。这就要求开发者对投入的人力合理布局,对具体辞书积累具有深厚、全面的学养;同时应建立一套程序对数字化辞书进行细致核校,谨慎细心,一丝不苟,争取不出差错;还需要有一定的数字化技术应用水平和开发视野,尽可能设计多样化功能,满足用户的多方面需求。

  3.有用+好用,为人们掌握知识提供便捷可靠的通道

  光明智库:传统工具书转向互联网应用,对人们的网络阅读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让数字化转型的工具书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李宇明:辞书是通过词条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的社会文化工程。它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服务于人类的知识获取。走向网络、融媒体是传统辞书的发展趋势,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检索需求和新的文化习惯。

  传统辞书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是内容具有权威性。海量的词条是历史的积淀,是专家智慧的汇聚,不是剪刀+糨糊拼凑而成,不是仅靠计算机进行的机械的数据抓取和整理;二是在使用者的心目中具有权威性。很多人虽然平时习惯使用网络查询,但若碰上重要事情还是需要查阅纸质辞书。正如桥梁两侧的栏杆,虽然人们过桥时经常不扶它,但它的存在却让过桥者心里更有安全感。传统辞书走向互联网,甚至发展为融媒辞书,便是将原有的“有用”特征叠加了互联网产品的“好用”属性,“有用+好用”,便如虎添翼。

  余桂林: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工具书最终呈现和应用的一种方式,而工具书内容本身的质量和水准,是它为大家所接受和喜爱的首要基础。工具书App的推出,让人们在地铁上、在出差途中、在外出旅行时,都可以借助手机查考权威的知识内容,而不必背着一部大砖头似的词典。此外,工具书App还可以作为电子图书的嵌入产品,附着在移动阅读内容当中,即读即查,即查即会,阅读中碰到不会读、不了解的词语,点击它就可跳转到词典当中查询、学习,这为人们增长知识提供了一条便捷可靠的通道。

  孙玉文:传统工具书转向互联网应用是必然趋势。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工具书的互联网应用将有更广阔的前景。我们应该积极迎接这种数字化转型的到来,要高度重视数字化工具书的建设,认真比较现阶段传统工具书和数字化工具书的优劣,充分吸收传统工具书在阅读、检索方面的优势,反映到数字化工具书当中,改进数字化手段。

  需要注意的是,过去人们只使用传统工具书,现在变成了传统工具书和数字化工具书并重,甚至有人基本上只使用数字化工具书。现阶段,只使用数字化工具书是有缺陷的。毋庸讳言,有的数字化工具书制作比较粗糙,不能反映传统工具书的精髓,甚至某些新编的数字化工具书知识性错误较多。如果只利用这样的工具书去做学问,不去核对权威的纸质工具书,不多方求证,这样做出的学问必然会荒腔走板。

  4.守正创新:在保持内容权威的基础上增强上网查找的规范性

  光明智库:在数字化转型中,传统工具书应如何平衡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孙玉文:守正创新既是一个继承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学养学风问题。相较于目前的数字化工具书,传统工具书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基础性、严谨性、权威性。要想保持这一优势,传统工具书要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编写、修订质量。这就要求编写者和修订者认真对待传统,不断完善和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全面深入地搜集、整理材料,同时善于进行学术碰撞,在碰撞中察纳雅言,从而得出精确结论。

  余桂林:网络辞典通行,人人都是用户,同时也是原创者,每个人可以根据个人掌握的知识编纂词条。然而,这样编纂出来的工具书尽管具有词汇量大、即时更新、查找方便、免费获取的特点,但内容良莠不齐、结构杂乱无章、信息庞杂无序,很难成为信息获取的权威依据、知识学习的源头。

  传统工具书由专业人士编纂,内容自成体系且与时俱进,一版一版地修订,不断吸收科技新成就、学术新观点、文明新发展,是知识生产、知识创造和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记录、整理、归纳、传播权威规范且成体系的知识内容,是传统工具书编纂必须坚守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利用新技术扩大传统工具书的使用功能和使用范围,提供更便捷、增值的知识服务,是传统工具书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样推出的工具书,是立体化、全方位的融媒体形式,线下是科学、严谨的纸质工具书,线上则是准确、系统、便捷、高效的知识服务平台。

  李宇明:现在的年轻人对网络阅读有很高依赖性,信息获取碎片化。为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习惯,传统辞书不能高高在上,必须朝融媒体方向发展。这种发展首先要“守正”,利用互联网进一步增强自身内容的权威性。互联网是一个大数据库,但并不是一部合格的“大辞书”;它具有大数据的优越性,但同时也有“数据偏见”。特别是利用各种算法形成的具有针对性的信息推送,随之产生了“信息回音壁”或“信息茧房”,在一定意义上违背了互联网广开听路的初衷,无形中促使用户形成了“信息偏见”。为了打破这种偏见,代表人类大脑优势的、经过规范编纂的传统辞书内容,更加显得不可缺少。

  发展就是创新。这种创新需要站在文化前沿和技术前沿,“唯新是举”;需要根据我国辞书实践经验、网络知识产品特性,制定网络辞书的规范标准;需要有容错意识和纠错制度,不能让创新停留在口头;要尽快完善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确保网络辞书或融媒辞书的知识产权不受侵害。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胜、杜羽、王斯敏、蒋新军、岳佳仪、成亚倩)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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